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
　　沧桑巨变，冬去春来。为了这一天，一代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在这一天到来的那一刻，千千万万国人眼中噙满泪水。一时间，万倾神州在鲜红旗帜的映衬下，迎来峥嵘百年后的崭新纪元。
　　很快，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每一寸土地。
　　新中国成立半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王荣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立刻带着十几个人组成的队伍，从会泽县城出发，到一个叫作者海矿山镇的地方，接管国民时期留下的企业，滇北矿务局保管处矿山厂。
　　从县城到矿山，上百里羊肠小道本不易行走，可最让王荣一行头疼的是，祖国胜利的号角在这边城远山似乎显得有些鞭长莫及。高险丛生的乌蒙山腹地，多的是土匪强盗。于是，这一路队伍就不得不扛着枪，从“剿匪”开始，踏上投身祖国矿山建设的行程，成为会泽铅锌矿第一批矿山人。
　　根据当年云南省工业厅《矿山厂调查报告》记载“矿山厂全部采用土法采炼，设备简单，仅一台柴油机、一台汽车引擎、一台手摇钻、一台压风机，均废置未用……土炉已损坏，工人只余32人……”加上寇匪横行，当时的矿山已然处于废置状态。而王荣和他的队员们，就必须在这样一个极端环境下，边剿匪边生产，外加维持矿区民众的基本生活。
　　1951年1月5日，冬日的气息围袭在乌蒙山的周边，让人不由地紧了紧身上破旧的棉袄。亦工亦农的他们，背着箩筐、拄着铁镐围在罗家祠堂的空地上。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眼前即将要进行的就是会泽铅锌矿的成立大会。
　　马槽炉，解放前矿上用于土法炼锌的炉灶。1952年，矿山镇地表高品位氧化矿已逐渐枯竭，显然，土法炼铅锌已不能满足冶炼需要。经报请冶金部批准，1953年8月，第一座日处理60吨原矿，炉床面积1.4平方米的半水套开顶式炼铅鼓风炉建成投产。这是自明清时期矿区土法炼铅技术后，第一次科技进步。这座鼓风炉，也开创了云南第一次采用鼓风炉还原熔炼技术的先河。
　　1953年11月，中央有色局西南分局地质勘探公司三0二地质勘探队成立，对会泽铅锌矿矿区开展地质找矿和勘探工作。一时间，45台钻探机分布在矿山厂、麒麟厂、银厂坡、雨碌、小银厂和金牛厂的工地上开始了找矿探矿工作。
　　1954年5月，苏联专家布希科夫等一行六人组成技术援助组来到矿山。经过多日实地勘测，他们对矿区地质勘探、矿山开拓、采矿及冶炼等技术问题纷纷提出建议。专家们认为，会泽矿山厂是一个大型铅锌矿床，应集中力量，探明地质储量。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矿区延续了五百多年的土炉炼铅在会泽铅锌矿停止了，正式退出冶炼技术的历史舞台。
　　那个时候，矿山厂至长麦地的“铅锌公路”尚未全线通车，数百吨勘探器材，需要分别运到黄梨树和会泽县城，再化整为零，用小木船、畜力车、人扛马驮的方式，翻山越岭地运到矿山厂。可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落后、生产条件落后、产值落后的深山厂矿，却吸引着全国各地青年建设者的目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怀着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远大理想，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会泽铅锌矿。没多久，会矿就囊括了除西藏、台湾外，包括北京、上海、东北等全国29个省份和地区的人员，以及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华侨。一场中华民族冶金建设的战斗轰轰烈烈地打响！
　　然而，世上没有不经历风雨的航行！
　　1956年底，苏联专家给出矿山厂氧化矿可选性实验结论：“回收率低、药剂单耗高，确定为‘难选矿石’。”一次研讨，一个结论，会矿人欣喜的心还没捂热就被浇了凉水。次年2月，冶金工业部决定：“会泽矿务局选矿技术问题一时不能解决，基本建设尚不能进行，撤销会泽矿务局，成立会泽矿务局筹备处。”
　　当希望与失望博弈，胜利则永远攥在坚守者的手中。面对苏联专家的定论，执着的会矿人没有轻易放弃。经过与苏联专家的多次沟通，初步拟定了在鼓风炉的基础上增加烟化炉用于挥发收集氧化锌烟尘的技术方案，解决氧化矿冶炼问题。就在宣布会泽矿务局暂停基础建设的第三个月，冶金部通知会泽矿务局筹备处，建设烟化炉试验工厂！
　　很快，技术方案得到了论证，烟化炉小型实验获得成功。同年7月24日，冶金部决定，会泽矿务局筹备工作已基本结束，列入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项目，会泽矿务局筹备处改为会泽矿务局。
　　1958年3月，由苏联莫斯科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的烟化炉实验工厂在会泽矿务局建成。矿务局党委决定成立烟化炉试验车间，由局党委副书记任试验车间主任兼支部书记，调集全局冶炼及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共214人，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技术工作组的指导下开展生产试验。
　　可那时的中国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工业以钢为纲”，号召一切部门都要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支援大炼钢铁。那一年的4月，冶金工业部决定，会泽矿务局停止基本建设。
　　当时的中国，正在搞原子弹研发，如何才能不依赖进口，使用自己研发的稀有军用金属锗，成为当时最具挑战力的课题之一。根据中央的指示，聂荣臻元帅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攻克64种原子弹生产所需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计划，锗就在其中。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炼出锗，让会矿重新申请上马。”这是当时时任会泽铅锌矿矿长陈凤梧对技术员说的话。
　　既然有了目标，就要尽力去实现。技术人员在无仪器、无药剂、无技术的情况下，在化验室的几个玻璃杯子里开始提锗实验。1958年6月的一个深夜，经过无数次的摸索，技术人员终于从烟尘中提出0.3克的锗，同年7月，已经累计提出了2克锗，会矿党委不敢懈怠，经过研究，决定将这一成果报到冶金部和东川市委。
　　“一个下马的企业竟然提炼出了锗？”这个如同核爆一样的消息迅速震动整个冶金行业。
　　与此同时，选择自救的会泽铅锌矿，半刻没耽误实验过程。一边送样品进京检验，一边继续在实验室内提取锗。
　　实验是艰苦的，没有搅拌机，会矿人就用木棍在桶里搅；没有压力机，会矿人就拿布扎成布袋，把锗压在布袋里，挂在木棍上过滤；没有烘干机，就在铁板中间放几个凳子，在下面点上柴火烘干；没有蒸馏釜，就用分析的玻璃瓶来蒸馏。终于，1959年2月，成功提取的100克锗送抵北京，会矿成为国内第一个从铅锌矿石中提取锗的企业。
　　当得知远在西南边陲的一个“下马”矿山居然提炼出了原子弹制造中必不可少的金属锗，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件事！聂荣臻元帅得到这一消息后，高度重视，并指示：要求会泽铅锌矿要不惜一切代价，在100克锗基础上，再提取出1公斤锗。
　　接到通知，会矿人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任务，是使命更是责任！
　　放眼当时的国际社会，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拥有真正的核武器技术。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新中国无论从科技还是经济上，都存在着不小差距。如何才能在综合国力落后的情况下迎头赶上，成为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每一个中国人都责无旁贷。
　　很快，会矿人在仅有的最好条件下尽快扩能，提炼锗的设备从“烧杯”移到了“水缸”，通过一些水缸、炉子、布袋等自制设备，一个月后又成功提炼出了1.1公斤锗。小批量的锗生产成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有力证明了会泽铅锌矿具备产业化提炼锗的能力。1960年2月，冶金工业部决定：“鉴于国防工业对锗的迫切需要，迅速建成金属锗两吨生产能力，边建设、边生产、边配套，设备由小变大，分期上马。”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整，伴随一声惊雷，在中国西部的罗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冉冉升起，新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喜讯传来，整个矿山欢欣鼓舞，会矿人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为新中国国防军工史册增添了闪光的一笔。
　　锗的发展，是会泽铅锌矿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泽铅锌矿成为国内第一个依靠伴生金属锗，带动主金属铅锌发展的企业。
　　锗的提取，促进了铅锌冶炼的扩大生产。在建厂材料、原料严重不足的种种困难下，矿党委提出：“哪怕困难千千万，我们破它困难万万千”的口号！干部员工发扬创新精神，自建砖瓦厂、硫酸车间等，硬是在乌蒙山的怀抱里，建成了一个年产粗铅3000~5000吨、电锌5000~7000吨、二氧化锗1500公斤、每日矿山厂出矿500吨的“新工地”，新工地冶炼厂的建成，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间的车轮步入六十年代中期，为了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年轻的共和国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艰难历程。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下，1975年至1977年间，会矿广大科技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确定“鼓风炉融化——烟化炉挥发——湿法提纯——电积”的基本工艺路线，通过对冶炼厂年产1.7万吨和还原锗3500公斤产能规划的填平补齐工程，到1979年，会泽铅锌矿建成氧化铅锌矿生产系统，成为年产铅锌万吨以上的中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