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在书店，音响中传来潘安邦的《外婆的澎湖湾》。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尤其是听到“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一股从远方漫来的愈来愈深切的哀思与伤痛涌上心头。
　　在我的鲁西南老家，管外婆叫“姥娘”。我的姥娘是一位坚忍、明理、善良的女性。我的姥爷是中共地下党员、革命烈士，30岁就在抗日战争中不幸牺牲。姥娘擦干了眼泪，顽强地用柔弱的双肩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经过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凄风冷雨，非但没有压垮她，反而更磨练了她坚强的意志和豁达的性格。
　　按老家的风俗，外祖母一般很少住在已出嫁的闺女家，也很少给闺女照看孩子，但我姥娘却恰恰相反。我的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父亲是教师，母亲还要种田，无暇照顾我们姐弟四个，姥娘便常年住在我家照料我们。即使到了按当地风俗必须回自己家过年时，姥娘也是让我舅舅直到年根儿才套辆马车接她回去，年后在舅家住上几天就又回到我家。
　　姥娘一生自强。我的三个舅舅结婚、分家后，她长年坚持自己一个小院生活。她平时教育我们从小要懂得帮助别人，做人要有良心，要孝敬父母，要勤俭，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使我们从小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姐弟中，姥娘最疼我，但犯了错误从不迁就。后来我上了学，不能整天见姥娘了，就放假后去她那里住着，帮她干点活，也坦然地享受着姥娘给予我的深挚的、宽厚的、像大海一般的爱。可以说，特殊的生活酿就了我对姥娘特殊的、不可分割的感情。
　　从初中考上中专后，本可过三年就能参加工作挣钱养家了，但不满足现状的我立志要考大学。拿着大学通知书，虽很兴奋，但又很不安——那时我的最大愿望是早日用我亲手挣的工资给姥娘买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姥娘虽身体不错，但已82岁了，而到我大学毕业，还得再等四年。我有些惭愧地对她说：“姥娘，我考上大学了，但不能马上挣钱了，也不能用我挣的钱给你买东西了。”姥娘却一脸幸福和自豪地说：“姥娘等着你，你安心去上大学吧。”我是姥娘的骄傲，每当与邻里乡亲提到我，她总是格外高兴，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大四寒假，我先到了舅舅家见到了姥娘。她虽无大疾，但身体已不如前。我让姥娘好好歇着，说年后初二便来看她（老家从初二开始要走亲威，从我记事起，都是那天去姥娘家）。姥娘笑着说：“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见到姥娘，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因我本家的一个新女婿初二要与媳妇一块回娘家，需找几个人陪着吃饭，老家叫“陪客（kēi）”。不论是辈分还是年龄、身份，我都该去，所以初二只能先陪“新客”，打算次日再去姥娘家。当日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吃晚饭，两个远房表哥突然顶着凛冽寒风来到我家，说姥娘不舒服，让母亲去照顾一下。我们都觉得不对劲，姥娘若只是“不舒服”，也不至于都晚上了还让母亲大老远地赶去，况且母亲刚从姥娘家回来两个钟头。但那两个表哥坚持说无大碍。我白天没去，便想跟着一起去，但父母不允，只好作罢。那个年代，老家通讯条件还很落后，整个村一部电话都没有，想询问一下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一早，母亲没回来，我们预感姥娘可能出了意外，起码也是病重，我便和父亲一起骑自行车火急火燎赶往舅舅家，快到了村口，我看见胡同里有一个身穿孝服的人，我的头霎时就大了。我发疯似地冲进去，堂屋正中央，一张床上搭了一条白布。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腿一软，扑通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泪雨如飞。想喊一声“姥娘”，嗓子却喊不出声，想大哭一场，喉咙却像被堵住一样，哭不出声，寒风怒号中，只有滂沱的热泪汨汨而下……我跟母亲说想再看看姥娘，母亲慢慢地揭开了盖着的白布，露出了姥娘那张极其熟悉的刻满沧桑、乐观刚毅的脸庞。握着姥娘冰凉、清瘦的手，姥娘的嘴半张着，仿佛对我有什么话要说；眼睛微闭着，仿佛刚刚睡着，又仿佛有所期盼和留恋。姥娘一辈子都不忘替别人着想，就是要走了也是等到儿孙们走亲戚都回来的晚上，好让儿孙们最后都能见她一面，她也能够在弥留之际最后慈爱地看看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只是，她实在坚持不住了，没能等到我来看她，没能等到我挣工资的那天。而这，也成了我终生最深之痛、最大之憾。人们都说时间能消磨掉一切，但我觉得我对姥娘的感情与日月同在，永不消退。
　　（作者单位：山东铝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