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黄庭坚《松风阁》节选

米芾《蜀素帖》节选

蔡襄作品

  关于北宋创新派书学思想反映的几个问题

　　陈鑫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宋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培养出了一些极具自我抒写意识和审美自由的全才，他们是哲学家、文学家、诗人词人、书论家、画家、书法家……，典型的代表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他们引领了整个朝代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创作，在书法审美和书法批评方面颇有新意，但是由于他们理论中过于强调“意”，造成了后人理解上的偏颇，他们构建的“魏晋风度”也有待商榷。

　　一、产生“宋尚意”的社会背景

　　宋朝第一代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以军事政变手段代周自立，建立政权。全国统一后，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发展，结束了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在客观上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宋太祖虽出身武将，却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建国以后，他就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认识到武力可以夺天下，但绝不能以武力治天下，以戏剧性的方式“杯酒释兵权”以后，重视文治，形成了重文抑武的国策。

　　宋代科举制趋于规范化，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取士不问家世”，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程序和形式的公正，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大量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并参与了政治，保证了官僚队伍上层中科举出身者占绝对优势，这大大激发了文人士子进取功名富贵的狂热理想。

　　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指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一直为后人称道的知识分子政策，宋朝士大夫在这把保护伞之下，思想是一种批判开放的态势，需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主要表现：一、当时士大夫普遍具有怀疑精神，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种疑经思潮。起先怀疑传和注，后来直接怀疑到经文本身。疑经思潮撼动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起到了突破藩篱、解放思想的作用。当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从“疑古非圣”发展到“议古拟圣”，与先贤往圣那样，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先秦诸子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二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在整个两宋始终处于时代的主流。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都是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即便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像司马光、苏轼等人，在思想实质上，也是主张变革的，争论的焦点不过在如何变革上，是方法上的差异。南宋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作为其核心思想；即便是朱熹，在他的思想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这种改革思潮，直到南宋末年文天祥那里还能听到呼吁的声音。

　　因这个思想和政治开明的时代，士大夫在艺术追求方面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抒写意识和审美自由的需求。表现在书法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尚意”，就是摆脱束缚。唐代的法度极近完善，宋代要有突破就必须创新。宋人认识到唐代一味的追求法度，丢失了书法的性情，要强调书法家的主观意识，并将其情感、趣旨和审美理想在书法中表现出来。他们还能看到一些魏晋的作品，于是根据历史的记载，宋代的创新派在自己的朝代构建了理想的“魏晋风度”。

　　二、宋代理想的书法创作状态

　　宋代的书学理论集中体现了创新派士大夫理想的书法创作状态。他们的共同点是，承认学书应该习古人，但是强调随意所适。

　　欧阳修“学书为乐”，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体现的一种以书斋生活和文房趣味为特征的高雅情调，书法乃是人生的一种乐事。“学书消日”书法可当做闲暇时的自娱自乐，一种有益的休息方式，不能弃其他事业不做而以书法为专业，他鄙视怀素之类刻意追求的人。他主张学书必有法，有法但是不能亦步亦趋，要更多地强调书法的性情功能，自成一体，提出“或妍或丑”的审美判断，“意态无穷”应该放在 书法审美的最重要位置，而且他最早发现了北碑之美。

　　博学多能的苏轼提出了“意”，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可学”、“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个“意”就是宋人所尚的意。“意” 在古典美学是一个颇为微妙的范畴。其确切含义要看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情况：一是指文艺创作中创作前的“意思” 和“用意”。它与“意在笔先” 的“意” 是同一意思。苏轼说: “作文先有意, 则经史皆为我用。”(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 二是与文艺创作心理中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张力问题有关。它与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意”和“无意”等同义, 苏轼曾说: “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稍得意, 似杨风子; 更放似言法华。”三是指“ 意气”、“意会” 和“意韵”。苏轼提出: “吾乃者学道未至, 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 故一发于墨竹。”四是指文艺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意思” 或“韵味”。苏轼说: “ 柳少师书, 本出于颜, 而能自出新意, 一字百金, 非虚语也。最后是指万物理念。它既与宋明理学中的某些形上学概念相关, 也与宋朝时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的禅宗义理有关。 总之, 万物有其自然之理, 而人对自然的观照、领会和理解, 就称为“意会”、“得意”或“通意”等等, 苏轼说: “传神” 亦得其意思而已。书法表“意”, 苏轼认为是不计较工拙。苏轼曾说: “ 貌妍容有颦, 璧美何妨椭? ” ( 《次韵子由论书》 ) 苏轼书法的执笔不计工拙。书法适“意”, 苏轼认为是不矫揉造作。苏轼说: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露, 又何必刻意做作呢? 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 “ 佳” 偏偏不来; 待瓜熟蒂落时, “佳” 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 而不失法度, 乃为得之”( 《论书》)。胸中有浩荡之气, 便能从胸中发出, 用手来表达, 心手相应, 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法大小不论, 纵横斜直, 率意而成, 却无不如意, 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总之，“ 尚意” 的内涵包含有: 一重哲理性, 二重书卷气, 三重风格化, 四重意境表现,同时指导书法创中个性化和独创性。这就是要求书家除了具有“ 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 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

　　与苏轼亦师亦友的黄庭坚注重含蓄的“韵”，“书画当观其韵”这种“韵”是余音绕梁的“韵”：

　　“书画以韵为主，足下囊中物无不以千金购取，所病者韵耳”“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绝妙，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便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九《跋周子发书》）。

　　清朝刘熙载《艺概》云：“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黄庭坚所说的“韵”重点强调书家的风神气度，故他向往萧散简远、含蓄蕴藉的魏晋风度，因魏晋士人最讲究风度神韵，即“晋尚韵”：

　　“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魏晋人书之所以有韵，即在于其人物风韵超拔，魏晋人之论事言简意丰，能得含蓄深邃之美，故其书也能与笔墨之外别具情致。

　　在这不得不提一下禅宗，禅宗消极退让的人生哲学对宋代的士大夫们影响至深，这种消极影响的积极作用，便是导致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的出现，即更多地强调艺术的娱乐功能，把艺术作为一种纯粹个人情感生活的寄托和高雅的游戏，所以后世影响巨大的文人书画艺术及其理论就道源与此。在宋代，身体力行这种主张的就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在《题笔阵图》中提到：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职也，惟颜子得之。

　　禅宗万物皆空，把一切事物都看作心灵幻化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在苏轼眼中，书法具有自娱功能，把书法当作是“寓其心”“忘忧”的手段，追求一种真切、质朴的表现，即“天真烂漫是吾师”。在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美学思想上受禅宗影响至深，并第一个自觉地援禅入书、以禅喻书的书家是黄庭坚。黃庭坚早年的书法，从顏真卿入手，用笔很重，发展出中锋悬腕的长线条，形成字的倾侧结构，他著名的《松风阁》，《寒食诗帖跋》都是他常见的典型风格，晚年从張旭、怀素得到启发，线条更为解放，以较圆劲的长线条构成纠缠的线，如"李太白忆旧逝诗卷"是他草书的极品。受禅宗神秘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黄庭坚的书论充满了顿悟式的机锋妙语：

　　“余尝评近世三家书：杨少师如散僧入圣，李西台如法师参禅，王著如小僧缚律。”

　　“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需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山谷集》）

　　黃山谷在用笔方面以禅论书，意味书法中超尘绝俗笔意，就像禅师开悟学者時的禅语点化。学习书法亦如是，直接去观察体验，不可束缚于某一字、某一笔或某一碑帖之形式上。黄庭坚以心灵渗透於艺术中，犹如与其生命的呼吸相呼应，将书法做为心灵涵养的凭借，树立超越自我、清新脫俗的文人风格。黄庭坚可谓实践禅宗思想，跨越时空、具有宏观创意思维之伟大书法艺术家。

　　米芾尚古，提倡晋人的自然天成之风韵，古雅脱俗的笔意，因而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宝晋斋”，可见他对晋人的礼拜。米芾追求的“古雅”、“古法”、“古气”与其标举的“真趣”是相通的。他把书法创作当做“严肃的游戏”,“要之皆一戏，放笔一戏空。意足我自足，不当问拙工。”他强调书法宜由意出，要适情惬意，无论工拙，追求天真而不矫揉造作。“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振迅天真，出于意外。”（《宝晋英光集》卷八），“ 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海岳名言》）。书法要得“真趣”，运笔和结体就应富有变化，令字有生气，切忌呆板。

　　创新派书家各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的共同点是追求审美自由，抒写性情。他们认为学书法首先要学古人，尤其是晋人。他们高举“自成一家”的大旗，追求创作中的随心、自由。然而过度强调“意”误导很多人忽略了对传统的学习，造成了书法的“无法”，过犹不及。他们打着崇尚晋人之“古”的幌子，却在尽情的抒发着宋人特有的“意足我自足”、“六经皆我注脚”，一切为我所用的感情，放手写去，不计工拙。因此，宋代的书法家大多数同事又是诗人、文学家、画家、或兼政治家。

　　三、人品与书品兼论

　　魏晋时期在书学理论中以人物品藻的方式采用设于比拟的方式评论名家的书法。如“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胡昭得其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韦诞书如龙威虎震，剑拔弩张”等。北宋创新派书家更注重评价书家的道德。如苏轼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此帖（颜真卿《争座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磬露，在于此书”等。奸臣当道的政治环境，使这些报国无门的书家愤懑，于是树立起了颜真卿这样一个忠臣的形象，希望天下的君子能够挽救内忧外患的国家。这种理想鼓励文人士大夫修身养性，是可取的。

　　可以把这种人品理想当做一种努力的目标，但是不能直接套用在书法和书家身上，这样做本身就缺乏合理性。“君子小人”之说仅是苏轼等人的理想，没有生命的书法并不能“如其人，如其才”，并不是书写者的眉眼。所谓“君子”之概念也有待商榷。杨凝式没有按照“君子”的方式处事，而是假装成疯子，依然在书法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当朝奸臣蔡京的书法也很好，并没有显出奸臣之样貌，虽然被踢出了书法史，但是他写的好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是君子吗？从一幅陌生的作品中就能看出来是君子小人？

　　四、构建的魏晋风度

　　距离魏晋已经隔过几代了，况且大唐气象才是较近而有很大影响力的，被冲淡了的魏晋风度，依靠史料的描述和宋代创新书家的理想被构建起来了。历史的碎片只是历史原境的一角，况且史的任务是尽可能的恢复原境。那些历史的书写者是以自己的标准有选择的构建历史上的人、事、物、作品等，创新派书家正是根据自己理想中萧散简远的魏晋风度，将相关的材料组合构建起一个“精神上极自由，思想上极解放”的理想王国。这在引导士大夫文人的精神方面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对时人和以后读史的人造成了误导。任何一个进入或者没有进入历史的事件、人、作品等永远都不会再是一劳永逸的，是不断被改写和重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