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的治理成本
　　事实上，正如王英所说我们需要调查清楚我国汞污染究竟情况如何，一方面是为了本国治理，另一方面也必须在真正给国际社会交答卷时摸底并且促进减排技术的原理创新。
　　年初在日内瓦定稿的《水俣公约》将在今年10月9日在日本签署。
　　“签署条约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汞大国来说是一个挑战。” 勒奈特指出。
　　根据环保部提出的我国涉汞行业污染防治目标：到2015年，涉汞行业基本实现汞污染物的全过程监控，含汞废气、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到2020年，含汞废物得到全面控制，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但要实现上述目标难度依然较大。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国在燃煤汞污染控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燃煤电厂都没有配置专门汞污染控制装备。
　　实际上，有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想通过煤炭的脱硫脱硝，进而达到脱汞的协同效应。
　　“但是这里面的汞还有一部分是气态的，这是很难被清除的。而且脱硫脱硝后出来的副产品是一些粉煤灰、石膏之类的物质，如果石膏和粉煤灰再利用的话，汞还是会有被释放的可能。”王英表示。
　　另外，如果直接选择脱汞的话，相应行业将会承担更高的成本。
　　据王英介绍，在国外，煤炭是需先进行脱硫脱硝，然后再进行脱汞，而工序就是增加一些活性炭，这样就可以把气体里的汞吸在碳里。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王书肖曾做过一个价格上的研究，结果显示利用活性炭控制汞排放涉及投资成本、吸附剂成本和处置成本。投资成本约3.6美元/千瓦；活性炭价格通常在每磅0.39－0.95美元，处理成本大致19美元/吨。此外，活性炭污染造成的飞灰销售损失的成本大约在20美元/吨。考虑飞灰销售损失，对于500兆瓦的机组，活性炭脱汞系统的年运行和维护费用超过200万美元。
　　“这个增加成本会让他们一时半会很难接受。”王书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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