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姐妹在妈姑镇中心的何家冲村经营一家饭店，她们都深受“风湿”病的困扰。谈及“风湿”，刘家年龄最小的妹妹说：“关节痛，手也痛，有时候晚上都痛得睡不着，就像是针刺一样。”她们出现这样的症状，短的有两三年，长的已有五六年。
　　陈大兴一直生活在猫猫厂村。面对财新记者，他抽着水烟坐在凳子上。他说自己膝盖痛，腿脚也麻木，甚至有时头昏眼花，连下坡都要跳跃。他现年50岁，患这种严重的“风湿”已经有20年以上，长期“风湿”之后已丧失劳动能力，家里面的土地都直接撂荒，只有靠孩子外出打工作为生活来源。
　　而在榨子厂村，多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全村100多户人中有三四十人都有明显的“风湿”症状。年逾五十的罗阿姨走路需要拄着拐杖，除了腿脚不方便，最近五六年还出现心慌、胸闷的症状。罗阿姨表示，以前吃药还能够止住身体的疼痛，随着身体疼痛的加剧，吃药已经没有效果。
　　这些“风湿”病患者的共同点是，都以当地生产的土豆、玉米等作物作为重要的主食来源，而最频繁食用的蔬菜是当地产的青菜。
　　根据李梅等人的研究，阿维寨、何家冲和榨子厂三地的2007年的土壤镉含量均值分别为每千克4.96、17.62和24微克，远远大于国家规定的每千克0.6微克的最高限值。而三地食物中的平均镉含量也都在国家标准最高限值的3倍以上。当地产的青菜则是贵州民间喜欢的酸菜的原料，而像青菜这样的叶菜也被证明是最容易集聚重金属镉的蔬菜。
　　镉被人体吸收后，主要蓄积在肝、肾中，且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妈姑镇不少居民的症状都与此十分相似。李梅的研究证实，当地居民的尿镉含量高达每克28.16微克，远高于中国《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所规定的每克15微克的限值。
　　不少村民怀疑“风湿”与当地环境污染存在关联，但妈姑镇人大主任陈庆碧表示，“风湿”只是西南地区湿度较高环境下常见的疾病，不能将其原因归结到环境污染上。当地疾病控制部门，至今也没有去判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妈姑镇至今仍是个极端贫困的乡镇。根据官方统计，当地2011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3300元。不少村民都表示，由于贫困，有“风湿”这样的病痛都很少去看医生，有严重的病症更是无钱医治。
　　在妈姑镇乃至于赫章全县，到底有多少土地因为“土法炼锌”而被污染，这个数字至今仍不清晰。
　　根据妈姑镇官方的数据，妈姑全镇约有1200亩耕地曾作为“土法炼锌”场地或尾矿库，占妈姑镇全镇耕地面积总量25500亩的4.7%。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金瑾表示，这并非意味着当地只有4.7%的土地遭到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扩散，其范围不仅限于炼锌场地及尾矿库。西南地区属典型的酸雨地带，酸雨使重金属污染物析出，通过地表径流或地下水等方式造成更大范围的污染。
　　妈姑镇位于乌江上游南源三岔河上游流域，阿维寨、新官寨等“土法炼锌”区，属于三岔河上游的后河小流域，这也是妈姑镇全镇“土法炼锌”污染的主要地区。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在仅有100多户人的阿维寨，受污染的土地约有200余亩，而新官寨炼锌区的面积更大，“土法炼锌”炉则广泛分布在长4公里、宽0.5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陈庆碧介绍说，妈姑镇集中进行铅锌矿冶炼的地区还包括猫猫厂、榨子厂、何家冲、黑泥寨和天桥村等地。财新记者实地走访得知，猫猫厂受到铅锌矿和铁矿开采和冶炼污染的土地约有100多亩，榨子厂地区至少有200亩土地受到污染，仅尾矿库面积就超过100亩，另有超过100亩的土地曾作为“土法炼锌”的场地。根据贵州省环保厅夏园等人的研究，黑泥寨、天桥村两地“土法炼锌”废弃地的面积在200亩和50亩左右。
　　夏园直指，妈姑当地河流沉淀物中发现高浓度污染物已经说明，污染物已通过河流扩散，影响下游。根据2006年吴攀等人的调查，仅天桥村选矿点对后河的河流污染就到处其下游36公里处。
　　据了解，在妈姑镇以外的26个乡镇也有“土法炼锌”分布，在326国道沿线的野马川镇等地，“土法炼锌”也造成严重污染。野马川镇的尖山村“土法炼锌”废弃场地面积超过150亩，停止炼锌后场地没有得到清理，闲置丢荒多年。野马川镇位于乌江北源六冲河上游，六冲河流域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污染。
　　岳佳等在赫章县27乡镇采集690个土样分析显示，赫章县除妈姑镇外的26个乡镇土壤中平均镉含量均超过1毫克/千克的三级国家标准，土壤中镉含量均值超过3毫克/千克的乡镇有12个。
　　赫章并非黔西北惟一的“土法炼锌”集中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毕节市下辖的威宁、纳雍和七星关区，都曾有大量“土法炼锌”场地。根据夏园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整个毕节市炼锌废弃场地和废渣堆积面积达75000亩。
　　贵州全省因开矿导致的土壤破坏数据，更为惊人。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张一修等人的研究指出，截至2009年，贵州省因矿山开发及破坏土地31754公顷，即接近46万亩。受到土壤污染的耕地不仅限于冶炼地点和尾矿库，实际的耕地污染面积还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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