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应对官员成为“临时工”
　　纵观近年来的重大突发事件，官方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做法是问责。突发事件发生后，来自相关当事人、媒体尤其是网络的质疑批评声蜂拥而至，地方政府能否采取有效手段缓解舆 论压力，既关系到政府公信力，还牵涉到地方形象。应对不及时、不恰当，民众情绪可能透支，久而久之，对其印象就变得刻板，消极，甚至出现妖魔化的现象。
　　危机应对方式多种多样，及时澄清事实，满足媒体、公众对事件真相的渴望，并弥补过失，是常用的手段。但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危机应对过程中，经常后知后觉，面对媒体 的层层追问和网民的不依不挠，仍然是虚与委蛇，消极应对，甚至出现依靠行政力量打压舆论的删贴、“禁声”现象。近年来，突发事件危机应对的问责技巧越来越丰富，地方政府舆情应对 过程中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免职处理的现象趋于普遍，但是，这种问责理性不是为了解决事件本身，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功利心态：让相关官员下台甚至没有程序上的合法性，如同处置突发事件 将责任归结于“临时工”的现象，为了应对舆论压力，涉事官员成了临时祭出的牺牲品。
　　舆情应对不能止于“下台”
　　从短期看，这种问责方式能起到缓解舆论压力的作用，从长期看，官员下台未必是民众的核心诉求。从政府方面来说，将相关官员免职也未必出于组织情愿，于是导致官员被免后又悄然复出 ，继而成为舆论焦点，引发舆情应对的二次危机。近年来，多地出现官员免职后“复出”的现象，因“宜黄事件”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前县长近日均已复出几乎，与此同时，任湖南省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的曾侃融，因在当地一起拆迁户自焚事件中未能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被曝于今年9月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引咎辞职，但近期陆续有网友指出其仍以原职 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网友批评其“引咎却不辞职”。2009年3月，因胶济线铁路事故而被免职的济南铁路局局长耿志修以铁道部安全总监身份复出——算下来，他的复出时间是“5个月”。
　　表面上看，官员“复出”是出于传统官场规则的人情味，是“被冤枉后的正当平反”，而且其背后还有着“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的深层次焦虑，但是对于政府舆情应对的相对方而言，官员 的“复出”无疑刺痛了公众的心，它意味着此前的官员下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种空洞的应对方式甚至失去了惩前毖后的警戒作用。官员暗度陈仓的“复出”表明，部分地方政 府问责流于空泛，缺乏对公共事件切实有效的解决良策。
　　期待完善问责制度
　　有网友如此调侃宜黄官员复出现象：免职再复出是个普遍规律，是让肇事者避风头，也算休假，再复出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用了，再复出是因为上级领导也是那样的人。有评论甚至认为这类 复出“背后就是黑社会逻辑”。针对宜黄官员“复出”现象，《人民日报》在题为《建立更加科学的“复出”机制》的评论文章中认为，遭遇舆论危机后的地方政府应当“正视‘干部复出’ 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通过抽样分析可发现，公众对此类官员“复出”现象做出的负面评价，往往不是针对当事人，而是事件处置的有效性与坚决性。在没有实行比让责任官员下台更实质更科学的问责手段前，让 免职官员不再“复出”就成为衡量其问责是否彻底的重要标准。公众给地方政府营造二次危机，其背后是对完善问责制度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