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地说当年‘把稀土卖成了白菜价’，‘卖出了土价钱’，这种看法我们老稀土人不同意。”红枫是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稀土办公室的处长，从1983年开始，科研出身的他经历了中国稀土行业改革开放后的整个发展历程，尽管为稀土付出了一生的精力，但与许多老专家类似，对于稀土行业两年来的价格繁荣，他并不看好。10月25日上午，68岁的红枫在晴朗的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

　　稀土出口是为了外汇
　　时代周报：这两年，在国家收紧出口配额之后，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既然中国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稀土，而稀土又是高科技产业所必需的资源，完全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价格，甚至可以完全不出口，为什么却一直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外国，自己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红枫：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外汇非常短缺，一整年的进出口总额1000亿美元也不到。当时能够出口换回硬通货的工业产品几乎没有，质量差，外国不认可，而主要靠农产品和一部分国外紧缺的资源，比如说钨。尽管当时钢铁、铝、镁、锌的产量都很大，但自己都不够用，没有能力出口。所以当时稀土是被赋予了一个聚财的使命，开采比较容易，投资也不太高，国内的用量也很小。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稀土以较低的价格出口，是当时为了获得外汇主动作出的选择？
　　红枫：当年中国的稀土实际上是求着别人来买。一开始生产成本很高，分离技术又落后，外国人都不要。
　　我记得早在1975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就已经成立了全国稀土领导小组。后来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的方毅主抓包头、金川和攀枝花三大资源的综合利用。我有幸参加了1978年和以后的多次会议和会议的一些筹备工作，当时方毅就提出，我们不但要做第一稀土资源大国，还要做到稀土第一生产国，稀土第一应用国，稀土第一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三个第一”。
　　要实现“三个第一”，就要把生产成本降低，例如要把氯化稀土成本从近10000元/吨降低到3000元/吨。后来，全国的科技力量就围绕着稀土来奋斗，三个五年计划，“六五”、“七五”、“八五”，科委都设立了专项的资金支持，很快就见效了。1978年我国稀土产量稍高于1000吨（基本上是稀土硅铁合金，即1#合金），8年后的1986年达到11860吨，超过了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稀土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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