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家期货交易所诞生记
　　1991年,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了,却难以开业。国家物资部体改司正式致函深圳市政府,提出生产资料市场不能由企业来办。听到这个消息,何玉良在北京坐不住了。机缘巧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正想听取一次关于期货的汇报。何玉良不断感叹:“这就是命运。

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原总经理郑元亨说:关键是这里,思想要解放。

　　何玉良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但对深圳有着特别的情感。他从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退休后,夏季住在北京,冬天则南下深圳,不时与当年老友聚会。
　　这个月,他和司徒怀、郑元亨在深圳见了一次面,商量一本书的出版。
　　20年前,他们创建了中国1949年后第一个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被深圳市列入特区30年100件大事。郑元亨产生了出书纪念的想法。
　　当年的弄潮者们为此书欣然撰文。其中的最年轻者彭刚,当时还在中南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参与了金交所创建的理论研究。他这样形容与期货的初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但他们当年走得太快了。金交所的“准生证”是深圳市地方政府颁发的,成立3年后,中国证监会才将其列入了国家试点。令他们扼腕叹息的是,由于此后几年各地纷纷兴办期货交易所,经营水平良莠不齐,导致了证监会1998年对期货市场的整顿,金交所虽多方努力,还是被撤并。
　　从建立到撤并,金交所的历史只有7年多。郑元亨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经理。
　　退休后的郑元亨爱上了打高尔夫球。《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深圳高尔夫球场见到了他。他特地选了1号木杆,侧身挥杆开球,体态舒展,不像是一位72岁的老人。但一提到金交所的撤并,他的神情便低落下来:“我们是‘民办’的交易所,不是我们办不好,是国家行政指令把金交所撤并了。”

　　“若是先汇报,顾忌就多了”
　　金交所最初的构想出自何玉良。
　　1983年机构改革时,国务院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简称有色总公司),对全国有色金属的产供销、内外贸进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时任供销运输部主任的何玉良主管全国有色金属的物资调配。
　　其时,国内实行价格双轨制。如电解铜的调拨价7000元每吨,市场价格则可能是2到3倍。当资源配置同时受“钱”和“权”的支配时,市场供需关系不明,价格也暴涨暴跌。
　　几十年来,企业的生产、销售由国家计划安排。现在,企业要依赖暴涨暴跌的价格安排生产,殊为不易。何玉良回忆,总公司每年要进口数十万吨至百万吨有色金属,以填补国内缺口。
　　国际有色金属市场主要受期货价格影响,对供求关系反应极为灵敏。“当时很苦恼,我们买原材料,国际市场就涨价;我们生产出成品,他们就压低成品价格。”何玉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70多岁的他思维敏捷,说话坦率,常常记者的话才问了一半,他已经提前领会并回答。
　　何玉良开始思考,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期货交易所？他首先想到了老牌金融中心上海,设想在那里以有色总公司的名义办一个有色金属交易中心。“但当时浦东还没开放,政策不够,我们对期货也是一知半解,想法就搁置了。”
　　何玉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期货交易是1985年夏天。他出国考察后取道香港回国,有色总公司下属的深圳联合公司总经理司徒怀请他吃饭。
　　司徒怀在期货这一行被称为“师傅”。他研究国际期货市场,写了一本小册子《期货概论》,成为中国期货的启蒙读物。这一年,深圳联合公司设立了香港分公司,专营期货业务。
　　午饭前,司徒怀问何玉良:你要不要做一手期货？他当即回答:好啊。
　　这时国际市场上铅的价格看涨,何玉良便买了一手铅合约,20吨。午饭还没吃完,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现在价格怎么样了？但见价格上涨。他示意卖出这份合约。这手交易,他替分公司赚了两千多美金。
　　何玉良回到北京,便将成立金属交易中心的计划提上了议程。
　　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深圳。这个被邓小平划了圈的地方,短短几年间,已经发展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他就此事向总公司下属的生产企业的领导征求意见。他们持保留态度,提醒他:“何局长啊,国际上这一套风险太大,你可要考虑清楚。”
　　中国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这样的大时代,不冒点风险不可能成事。何玉良思量着:“若是先汇报,风险将由总公司领导承担,顾忌就多了。我是技术出身,哪里都能有饭吃。找到人,先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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